1936 年 7 月，佛朗哥将军的政变被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击败，无政府主义者成为领导力量。然而，他们的纲领和观点在事件面前被证明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多次背叛革命，部分由于他们的错误，西班牙无产阶级被压垮了。法西斯主义继续建立了长达四十年的独裁统治。所有有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有责任批判性地分析西班牙的事件并得出所有必要的结论。
无政府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是一股大力量：他们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CNT）和他们的政治翼——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FAI）拥有数十万成员，并在阶级斗争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有关他们起源的描述，请参见此处的西班牙语）。最富战斗力和勇敢的无产阶级部门可以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队伍中找到。不幸的是，决心和勇气并不足以确保胜利——正确的观念也是必要的，而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缺乏的。（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4年2月8日。 译者：白艾）
1931年：第二共和国
1931年4月14日，市政选举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一个压倒性的胜利。这些选举发生在普里莫·德·里韦拉（Primo de Rivera）军事独裁统治结束后社会剧烈动荡的背景下。选举结果公布后，阿方索十三世国王逃离了国家。君主制在20世纪20年代与独裁统治密切合作，并受到严重抨击。在大多数统治阶层的默许下，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他们理解波旁王朝已成为一个负担，延长他们的统治将会刺激大众走向危险的革命方向。
共和国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但4月14日的事件消灭了君主制，同时保留了西班牙的资本主义西班牙的社会结构，包括大部分旧的国家机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基本社会和民主要求与这种社会和政治体制是不相容的。即使是基本的民主改革，如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清除官僚机构和军队中的反动分子，以及更重要的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自决权，以及深刻的土地改革，都无法在不攻击大规模私有财产和保护它的国家的情况下实现。资产阶级共和派无法完成这些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动民主革命，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资本主义发生冲突，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共产主义左派（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西班牙支部）承认共和国的受欢迎程度，并欢迎其民主改革，但指出国家的阶级性质没有改变，因此4月14日的希望将破灭。事实上，革命才刚刚开始：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完成革命。事态发展证明他们是对的，因为在短短几个月内，共和国挫败了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期望。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在1931年的事件中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被人民对共和国的热情所陶醉，并热情地欢迎了它。在他们冗长的语言中，无政府主义者称这是一个“新时代”，一个“自由的巨大飞跃”，并声称“许多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许多世纪都凝聚在4月14日的革命中”。他们补充说他们“并没有成为共和主义者”。但这实际上只是为了安抚他们的恶意，而不是对1931年事件的理解的表达。正如全国劳工联合会新闻机构承认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对新政权的同情心使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投票箱中受益。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恰恰是要超越群众的改良主义幻想，指出前进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先锋队的想法是强加给工人阶级的阴谋、官僚暴政（尽管他们也有能力轻率的精英主义倾向）。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先锋队只是由那些能够通过发展正确的观点而领先于其他阶级的人组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现在的运动中代表未来的运动”。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931年显然没有履行的角色。
然而，新政权的阶级特征是通过共和国警察的警棍印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脑海中的，他们镇压了1931年夏季由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的罢工。同年晚些时候，无政府主义者转向了相反的极端。在1932年至1933年期间，他们发动了一系列零散、不协调的起义，结果都遭到了镇压。这些冒险主义的起义是由一小群叛军发动的。镇压摧毁了这一运动。在1931年4月至1932年4月期间，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加泰罗尼亚的大本营几乎失去了一半会员，并且经历了一次破坏性的分裂，三十派分子叛变。三十派由温和无政府主义者如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和胡安·佩罗领导，他们试图通过尊重共和国法律和放弃冒险主义的策略来逐渐扩大全国劳工联合会工会的影响力。
在三十派叛变之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激进、教条主义翼如今占主导地位。在与共和国合作失败后，他们现在谴责所有形式的政府，并宣称对官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的宣传机构在1933年对共和国的失败进行了反思：“所有政府无一例外都同样糟糕[...]我们的使命是摧毁它们。”这为右翼在1933年11月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创造了条件，包括极右翼西班牙自治联盟（CEDA）的惊人崛起。工人和农民对共和国的幻灭情绪日益增长，因此1932-1933年间无政府主义者向左转变反映了更普遍的情绪。但无政府主义者将这种情绪表现得鲁莽、冒险。事实上，他们从对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幻想直接转向了突然宣布自由共产主义。
工人联盟和人民阵线
1932-33年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主义不仅削弱了全国劳工联合会，而且破坏了整个西班牙工人运动。全国劳工联合会是一支群众力量，但它不是霸权，甚至在加泰罗尼亚和安达卢西亚的据点也没有。如果不对其他无产阶级组织采取正确的方法，它就无法领导革命。数十万工人属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青年阵线（JJSS）和劳动者总联盟（UGT）。虽然传统上由改良主义者领导，但在1930年代西班牙令人担忧的背景下，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正在向左转。还有三个规模虽小但发展迅速的共产主义组织（斯大林主义政党西班牙共产党（PCE）、托洛茨基主义共产主义左翼和折衷主义的工农集团）。除了劳动者总联盟（UGT）之外，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还得到了左倾中产阶级，农民甚至工人阶级的支持，并利用了加泰罗尼亚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些联盟是由工农集团等小型共产主义团体建立的，但它们吸引了社会党日益增长的左翼派系，其领导人拉戈·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在这几个月中采取了革命言论。拉戈·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面对反动派的进步，工人阶级的团结变得必要。这在1934年出现的工人联盟中得到了体现。虽然最初是由党的领导层建立和指导的，但它们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团结的本能追求，并有可能成为类似于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的真正的工人力量机构。1934 年年中，随着极端反动的 西班牙自治联盟 准备进入勒鲁斯勒鲁的右翼联合政府，联盟获得了动力。这些联盟是由工农集团等小型共产主义团体建立的，但它们吸引了社会党日益增长的左翼派系，其领导人拉戈·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在这几个月中采取了革命言论。
同盟威胁要发动起义总罢工。这一威胁在1934年10月初成为现实。西班牙工人担心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发生的事情会重演，在那里，法西斯分子被允许在没有任何严重抵抗的情况下上台，然后开始镇压工人组织。
除了阿斯图里亚斯之外，1934年10月的起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被镇压，包括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两个最大的城市。不同的原因解释了这场失败。在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将起义视为一项狭隘的军事和阴谋任务，忽视了其政治维度。在巴塞罗那，倡导者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满足于象征性的闹剧，但并不想认真与国家对抗。然而，这场失败的关键原因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态度。
1931年与共和国结盟后，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者和左倾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感到失望，采取了宗派主义立场，拒绝与“政党”合作。当然，社会主义者和左翼共和党政客过去表现得很背信弃义。他们在1931-33年执政期间镇压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但无政府主义者忘记了这些领导人继续享有群众支持的事实。此外，社会党并非铁板一块。它围绕着代表工人阶级很大一部分的拉戈·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的激进派正在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决裂，并采用革命的语言。这首先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实际合作。其次，全国劳工联合会赢得诚实的社会主义工人的唯一途径恰恰是通过联合斗争。1934年10月的总罢工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事实上，宗派主义的隐居使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工人远离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并加强了改良主义领导人的力量。
只有在阿斯图里亚斯，区域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才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它参与了工人联盟，并确保了胜利所需的团结。阿斯图里亚斯工人运动夺取了政权，执政了两个星期，并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工人政权。然而，他们的孤立导致了他们流血的失败。在西班牙的其他地方，无政府主义者破坏了起义。加泰罗尼亚全国劳工联合会呼吁罢工者从西班牙军队控制的广播电台返回工作岗位。他们后来解释说，这次失败是因为“加泰罗尼亚最重要和最具战斗力的力量[即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参战”。
随之而来的是猛烈的镇压。1935 年年中，西班牙各地有 40000 名工人被监禁，其中包括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显然，并非所有形式的政府都同样糟糕。在1935-36年冬天，由于宗派主义的过度行为，全国劳工联合会转向右翼，与小资产阶级共和派达成了新的协约。人民阵线于1936年1月成立。与1934年的工人联盟不同，这不是一个工人组织进行实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是一个包括自由派和中左翼共和党人的选举联盟。工人和农民的实质性要求以“反法西斯团结”的名义被回避。因此，人民阵线有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纲领，重点是恢复公民权利。
曾经谴责工人联盟的全国工人大会全国劳工联合会现在默许其追随者投票给人民阵线。总的说来，他们对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比对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更友好。这仅仅是因为后者挑战了全国工人联合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对工人运动的霸权，而共和党人则满足于与无政府主义者的默契分工：他们将控制投票箱，而全国工人联合会将控制工会。
预见和惊愕
全国劳工联合会 和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 从 1931 年的亲共和立场，到 1932-35 年的激进宗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再到 1936 年与共和党人的新蜜月期。对这些曲折的解释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印象主义，而这反过来又植根于他们缺乏对阶级斗争的观点与理解。他们通过不断的即兴创作，凭经验对事件做出反应，并通过向相反的方向摆动来弥补他们的错误。
无政府主义者缺乏远见，这具有更深层的哲学意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尽管其理论家们使用唯物主义的行话。他们从一系列不容商量的、非历史性的原则出发：反对一切权威和暴政，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反对政党，反对集中化，反对一切先锋队，支持自发性，支持直接行动，支持联邦主义，支持绝对自由，支持绝对平等。他们试图把这些原则硬塞到阶级斗争中去。但生活并不屈服于无政府主义传单的最后通牒。这正是唯心主义的含义：将自己的原则强加于现实；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那样，通过科学分析揭示其矛盾和过程，从生活本身中得出自己的政治观点。马克思主义是能够预见的理论，无政府主义则是惊愕的理论，正如1931-36年的事件所揭示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的一个证明是，西班牙共产党人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背叛发生前几年就预见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背叛。1928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者华金·莫林（Joaquín Maurín）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胡安·佩罗（Joan Peiró）进行了一场论战，他指出：
“佩罗本人告诉我们：“'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做得更多。无政府主义意识到国家的革命力量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清楚地知道[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绝不可能是无政府主义的，因此，无政府主义将自己的力量用于为左翼部门（即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服务。如果这不是对无政府主义者无能的完全承认完美例证，那这是什么？这样，一旦革命力量就在眼前，它就会传递给左翼的资产阶级政党！从来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他的学说做过更明确、更明确的谴责。这里所说的是，无政府主义不是革命的。如果，当革命的时刻到来时，无政府主义必须把它的军队交给资产阶级领导人，那就意味着它完全无能为力......无政府主义者谴责政治。他们不想知道任何事情。但总有一天，有必要把所有的肉都放在烤架上，工人运动的未来将受到威胁，然后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是反政治的，但会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献给资产阶级左派。（1928年7月7日，L'Opinió）
这正是 1936 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压力来了。
1936年7月和权力问题
人民阵线是一个改良派组织。然而，在胜利之后，工人的斗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这使统治阶级相信共和国无法控制工人，并为西班牙法西斯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动力。1936 年 7 月 18 日，以佛朗哥、莫拉（Mola）和桑胡尔霍（Sanjurjo）为首的右翼将领发动政变，在该国大部分地区被革命的工人阶级起义所制止。这种叛乱只是半自发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其他工人组织已经做好了抵制潜在政变的准备。工人们对政变的反应是如此果断，以至于它带动了广大的农民、中产阶级，甚至部分士兵和警察。
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不是捍卫宪政的简单尝试，而是具有革命的基调。工人们发动政变不是为了拯救声名狼藉的第二共和国，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事实上，7月18日至19日标志着欧洲自1917年以来最伟大的革命经历的开始。工人们武装起来，建立了民兵组织。他们打败了资产阶级军队。他们组成了路障委员会和巡逻队来控制他们的社区。他们没收了工厂，并建立了工人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权。在农村，无地农民接管了庄园并建立了集体。
人民阵线是一个改良派组织斗争。//图片来源：kitchener.lord, Flickr
资产阶级第二共和国处于绝对混乱的状态，它被剥夺了对暴力的垄断。它悬浮在半空中。这超越了双重权力：工人的权力隐含在局势中，尤其是在巴塞罗那。革命的任务只是使这种状况正式化，消除旧国家机器的残余，并将委员会和民兵集中起来并制度化为一个新的权威。这个新力量将对佛朗哥发动革命战争，佛朗哥的政变在西班牙西部取得了胜利。事实上，以工人力量为基础的革命战争是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唯一有效途径，它激发了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热情，并利用了佛朗哥主义阵营中的阶级矛盾。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力量将蔓延到马德里和阿斯图里亚斯等其他反法西斯据点，不仅激发了无政府主义者，也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翼倾向。然而，这有一个严重的障碍：无政府主义者对革命的领导。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在许多地方领导了反对政变的斗争。他们从战斗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成为了局势的主宰者。加泰罗尼亚总统卢伊斯·孔帕尼斯（Lluís Companys）亲自召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并向他们提供了权力。据报道，他告诉他们：
“今天，你们是这座城市和加泰罗尼亚的主人......你已经征服了一切，一切都在你的力量之中。如果你不需要我或希望我担任加泰罗尼亚总统......我将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又一名士兵。
7月21日，加泰罗尼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了权力问题。顺便说一句，代表们在大会上承担的责任揭示了在革命事件中领导的重要性，而无政府主义者否认了这一点。会议记录没有被保留，但与会者的叙述使我们能够重建辩论。鹰派无政府主义者胡安·加西亚·奥利弗（Juan García Oliver）和一小群追随者呼吁实行“无政府主义独裁”。然而，该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投票赞成与共和制国家的残余分子合作，他们认为这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他们自然而然地以无政府主义的反国家主义为基础来证明这一决定的合理性。“多么矛盾！”，集会的一位参与者回忆说，“不能强加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独裁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对立面！
他们从未考虑过，一个革命政府可以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基础上，即1936年7月所创建的多个权力机构（街垒委员会、民兵、巡逻队、工厂委员会、农民集体等等）可以得到集中表达，反映工人阶级政治倾向的多样性，而全国劳工联合会可能是主导力量。这个政府将对统治阶级和反革命进行“独裁”，但基于广大人民群众；它将是无产阶级民主。
1917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党所做的事情是建立一个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政府——即工人权力的机构。他们并没有着手禁止其他左翼政党（这种情况发生在内战的热潮中，当这些政党拿起武器反对苏维埃共和国时）。相反，他们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成了联盟，直到布列斯特和约之后才破裂，也就是在极端外部压力下才破裂。但是1936年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尽管反对这种说法，但实际上他们也有领袖）对权力的理解如此简单，以至于这种可能性从未在他们的脑海中出现过。
全国劳工联合会 和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 对与共和国合作的决定充满信心，因为他们认为，1936 年 7 月的国家非常虚弱，而他们很强大。但这种情况无法持续下去。革命和内战需要中央集权来重组生产，最重要的是，需要打击反动派。1936年夏天的各种委员会和民兵无法胜任这项任务，正是因为它们过于分散，缺乏统一的协调。这引发了无数的军事和经济问题。在事态的热潮中，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明白这一点。用马德里无政府主义者爱德华多·德·古兹曼（Eduardo de Guzmán）的话来说：
“要进行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如果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加泰罗尼亚这样做，它将帮助而不是阻碍我们在马德里的少数派地位。但他们认为，走上街头，夺取武器就足够了。他们完全忽视了国家机器的重要性，无论有没有武器，国家机器都保持着非常大的分量。
为了安抚革命群众，康尼斯（编者注：路易斯·康尼斯（Lluís Companys i Jover），1934至内战期间担任加泰罗尼亚总统）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但这是一个短命的机构，在1936年9月被废除，当时共和国已经恢复了力量。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占多数，但所有共和国政治力量都在其中，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代表。委员会并没有取代资产阶级的加泰罗尼亚政府，而是与其并立，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权力共享协议中。这种情况无法持续。双重权力的局面永远无法延续下去。它必须要么倾向于工人，要么倾向于统治阶级。从1936年7月19日工人实际上掌握了所有权力开始，直到1937年5月，逐步重建了资产阶级国家，摧毁了所有工人权力的元素。
10月28日颁布的《民兵军事化法令》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复活的重大转折点。在反对混乱和集中所有战争力量的论点下，该法令实际上将民兵（在工人和革命组织的控制下）置于共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纪律之下。
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领袖接受了这一论点，因为他们无法提出替代方案。但确实存在另一种选择，即将民兵集中到由工人阶级组织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与其屈服于集中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种选择是创建一个集中式的工人国家。无政府主义领袖杜鲁蒂（Durruti）直接反对了军事化法令。11月，他所在的阿拉贡战线的战争委员会向中央政府发表了以下声明：
“这支纵队在巴塞罗那街头的抗议活动中自发形成，并随后被所有认同我们理想的人士所壮大，具有整体的统一目标，其成员严守纪律，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打败法西斯主义的目标。[...] 这支纵队的民兵们对自己和我们中领导他们的人士充满信心，他们毫无保留地委任我们。[...]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本委员会在回应纵队内部对上述法令所引发的抗议呼声时，不得不拒绝接受它。”
军事化法令不仅将民兵置于共和国政府的权威之下，还重新引入了军队等级制度和军事纪律法典，同时开始将女民兵从前线战斗中撤离的程序。
1936-37 年的秋冬见证了共和合法性的迅速重建，最重要的是，旧国家的镇压机构得到了迅速重建。实际上，这是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民主反革命。面对共和国的转移，无政府主义者决定进入政府，首先是9月在加泰罗尼亚，然后在11月4日，他们在拉戈·卡瓦列罗内阁中获得了四个投资组合。
然而，他们并没有将力量平衡恢复到七月的状况，而是掩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左翼，并帮助它重建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他们的新闻机构中，他们为他们进入政府提供了以下理由：
“全国劳工联合会进入中央政府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原则和信念上讲，全国劳工联合会一直是反国家的，是各种政府形式的敌人。但是，环境虽然是由人类意志塑造的，但往往优于人类意志，已经改变了西班牙政府和国家的性质。[...]政府不再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力量，正如国家不再是将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实体一样。两者都将停止压迫人民，将全国劳工联合会纳入他们的器官。
正如历史学家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é）所观察到的那样，“无政府主义领导人采用了最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语言”（事实上，不仅仅是语言）。再一次，从基于反政治的偏见来反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立场出发，现在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正在通过争辩说国家已经失去了阶级性质来为他们进入资本主义政府辩护！
无政府主义领袖不仅揭示了他们作为革命力量的破产：他们还成为阶级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他们拒绝夺取政权，因此留下了一个真空，不可避免地由其他阶级的代表填补，即以共和党为代表并得到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盟友支持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决定离开共和国，他们加入了政府，并帮助政府恢复了在革命群众面前被玷污的权威。
到了1936年12月，斯大林主义者感到足够强大（在共和国得到苏联军事援助的支持后，他们修正了“两阶段理论”），他们强迫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驱逐出去。最近成立的斯大林主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SUC（西班牙共产党加泰罗尼亚分部））的领导人乔安·科莫雷拉(Joan Comorera)成为了供应委员，并在他的职务上开始对工厂中工人控制的表现——集体化进行攻击。全国劳工联合会出版物受到政府审查，而他们本应是政府的一部分。
然而，工人阶级并未被动地接受这场反革命。他们越来越不安地看到他们在7月19日用鲜血建立起来的权力从他们手中溜走。在他们的压力下，几个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组织开始转向反对立场。这些组织包括自由青年团（自由意志主义青年组织，JJLL）、巴塞罗那地方组织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以及新成立的杜鲁蒂之友（Amigos de Durruti）。
经过各种冲突和抗议，1937年5月初，巴塞罗那的事态变得非常严重。共和国警察试图在5月3日夺取由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电话交换站，引发了一场工人阶级的自发起义。5月4日，叛军控制了城市的九成。然而，这场起义没有领导。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异见团体规模太小，无法提供必要的指导。“我们的血沸腾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纺织工人何塞普·科斯塔（Josep Costa）回忆说。“我们已经包围了巴塞罗那；我们只需要一声令下，就能清除共产主义者[即斯大林主义者]的阴谋者和他们那些被剥夺财产、耍诡计的小资产阶级走狗，他们正在破坏革命。”
全国劳工联合会呼吁工人放弃路障。全国劳工联合会 部长前往巴塞罗那试图安抚叛军。无政府主义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弗（García Oliver）恳求说：“我们必须结束这场兄弟之争。[…]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步骤。”他们与其他政府盟友达成协议，以中立化起义。当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后，共和国自然而然地背叛了所有承诺。一支由 5000 名突击警卫部队组成的军队被部署到了巴塞罗那。这些事件发生后，持不同意见的共产主义者被禁止，他们的领袖安德烈·宁（Andreu Nin）被绑架、折磨和处决。巴塞罗那的监狱里满满当当地关着革命者。全国劳工联合会 部长别无选择，只能辞职。内阁在右翼社会主义者胡安·内格林（Juan Negrín）的领导下重新组织，他着手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基础来进行内战，并放弃了拉尔戈·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的左翼行话，镇压剩余的工人权力机构，恢复私人财产。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现在已经被政府排斥，但他们继续与共和国合作直到最后。1938年4月，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重新进入政府，加入胡安·内格林（Juan Negrín）内阁。两个组织都变得官僚化，其领导层建立了内部的“无政府主义专政”。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伊尔汉（Chris Ealham）所言，“宣扬自上而下的控制和‘责任’的话语，[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领导层依靠官僚审查来恫吓反对派”。异见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清洗。1939 年 3 月，全国劳工联合会 协助卡萨多将军发动了失败主义政变，该政变不战而屈人之兵，将仍在共和控制下的大片领土（从马德里到瓦伦西亚和阿尔梅里亚）让给了法西斯分子，结束了内战，开启了近四十年的独裁统治。
杜鲁蒂
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队伍中，有一些最勇敢的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的斗士。事实上，许多领导人也是坚定的革命者，拥有英勇的过去。例如，胡安·加西亚·奥利弗(Juan García Oliver)曾成为拉尔戈·卡巴列罗(Largo Caballero)政府的司法部长，并帮助平息了1937年五月的起义。他曾是一名重要的工会组织者，一个毫不妥协的改良主义敌人，以及一个被当局和富人所恐惧和迫害的无政府主义枪手。在1932年至1934年期间，他成为了反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帮助准备了对弗朗哥即将发动的政变的抵抗。他在1936年至1937年的改良主义演变并不是出于个人不诚实，而是出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领导人错误的无政府主义政治。他的道德堕落是他政治破产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杜鲁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方面得出了先进的结论。//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然而，全国劳工联合会也产生了抵制运动改良倾向的领导人。正如托洛茨基所说，1936年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运动实际上只有两个阵营：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后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作为来自莱昂的移民，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巴塞罗那担任激进的工会活动家，并在西班牙和欧洲以及美洲的流亡生活中成为一名游击手。他是奥利弗的密切合作者，也是“我们”组织的指导人物。然而，与奥利弗不同的是，在1936年7月革命爆发时，他避开了巴塞罗那的政治博弈。相反，他组织了工人民兵，并投身于阿拉贡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对抗法西斯进行革命战争。他的杜鲁蒂纵队以其纪律和高昂的士气而闻名，这不是基于强制，而是基于有意识的政治承诺。
杜鲁蒂从来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行动者。然而，他与无产阶级群众密切接触，反映和表达他们的本能和思想。1936 年秋天，马德里附近前线的恶化将杜鲁蒂纵队向南推进。11月4日晚上，也就是无政府主义部长们加入马德里共和政府的那一天，他在巴塞罗那停留期间，通过广播讲话向工人阶级群众发表讲话。在信中，他抨击官僚和政客的特权，要求在后方实行经济独裁，以便将所有资源都转移到前线，并公开反对军事化法令：
"我们现在发动的战争是为了粉碎前线的敌人，但这是唯一的敌人吗？不。敌人也是反对革命成果的人，他是在我们中间的人，我们也将粉碎他。"
杜鲁蒂根据自己的经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方面得出了先进的结论。这篇演讲遭到了共和党媒体甚至无政府主义报纸的审查和淡化。
11月，他和他的部下在马德里的战斗中英勇作战，这场战斗采用了革命性的方法。法西斯分子被挡在了城市的大门外，正如在7月的胜利中一样，揭示了反法西斯战争与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不幸的是，杜鲁蒂在11月20日在马德里郊区以神秘的方式丧生（可能是被友军的误射所致）。我们只能推测如果他活得更久，杜鲁蒂可能会采取什么立场，但他绝不会轻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改良主义堕落。
1937 年 3 月，全国劳工联合会 的持不同政见者以杜鲁蒂为榜样，成立了杜鲁蒂之友小组。他们试图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适应。“战争和革命是两个不能分开的方面。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接受革命应该推迟到军事冲突结束”“，他们说。他们没有与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阶级合作，而是呼吁建立一个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联盟工会组成的革命军政府，即工人政府。这一立场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它是对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含蓄承认。尽管该组织迅速扩大，但它规模太小，经验不足，无法在5月1937的事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后它被镇压和分散。
杜鲁蒂通过革命战争帮助解放了1936年夏天的阿拉贡东部。民兵组织推动了解放区领主的没收和集体化。10月，杜鲁蒂帮助建立了阿拉贡国防委员会，本质上是一个由工人、贫穷农民和民兵组成的革命政府。杜鲁蒂希望在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各地复制这种经验，建立一个全国国防委员会。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使用“国家”这个词，但阿拉贡委员会行使了中央暴力垄断：它镇压阶级敌人，协调和保卫集体经济，领导战争努力，并做出重大决策。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吗？只不过这个国家服务的不是富人和有权势的人，而是贫困和受压迫的人。委员会的宪章规定了它的任务：
“该委员会负责阿拉贡的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它由司法部、公共工程部、工商部、农业部、信息和宣传部、运输和通讯部、公共秩序部、医疗保健部、教育和供应部组成。所有部门将制定一项计划，由其组成机构研究和批准，但一旦获得批准，将得到充分和全面的执行。各地将重点落实经济社会规划。”
委员会面临着来自共和国的持续骚扰，包括在阿拉贡战线上抵制战争努力。尽管委员会是一个工人国家的萌芽，但它运作在一个人口稀少、偏远的农村地区，这也是内战活跃的战区。如果不能扩展到反法西斯西班牙的城市和工业中心，首先是巴塞罗那，委员会注定失败。1937年5月事件后，它被恩里克·利斯特(Enrique Líster)的斯大林主义军队镇压并解散。
斯大林主义的妖魔鬼怪
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颂扬1930年代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无视或忽视他们政策的背信弃义方面。少数更挑剔的无政府主义者承认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背叛，但认为这是一系列致命的错误，是困难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结果。当时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也指出了“特殊情况”来为他们的背叛辩护。那些特殊情况是什么？革命和内战。但是，如果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在面对其存在的理由和革命时被证明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它又有什么价值呢？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无政府主义就像一把满是漏洞的雨伞：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事实上，它是一种在和平时期进行宣传的意识形态，但在革命时期，它在事件的压力下崩溃了。正如无政府主义持不同政见者和杜鲁蒂之友创始人海梅·巴利乌斯（Jaime Balius）在1937年指出的那样，“全国劳工联合会缺乏革命理论。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程序。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有很多空洞的言辞，但总之，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那些庞大的工人群众，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把革命交给了资产阶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多墨水（太多）被洒在了制定运动的原则上。然而，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这些想法本身是错误的。
批判的无政府主义者承认全国劳工联合会在西班牙内战中犯了严重错误。然而，他们通常反驳说，马克思主义者在过去也背叛了革命，并指出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堕落。这种“转移注意力”值得更加关注。斯大林主义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相反，它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性确认。马克思主义肯定了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而这些矛盾又根源于贫困、低生产率、有限物质剩余的争夺。国家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以稀缺的资源和不平等的仲裁者的身份统治着社会，以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从中获取社会财富的一部分。
斯大林主义官僚继续否定列宁的革命和国际主义纲领。//列宁（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物质原因是俄罗斯的苦难，俄罗斯是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饱受七年国际战争和内战的蹂躏，受到帝国主义的骚扰和封锁。事实上，俄国内战的残酷性和布尔什维克的严厉镇压是由俄罗斯的落后、孤立和帝国主义的包围所塑造的。这些条件极大地刺激了苏维埃国家的官僚主义倾向，从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手中篡夺了权力。斯大林主义官僚继续否定列宁的革命和国际主义纲领，并于1937年从肉体上清算了旧的布尔什维克党。然而，官僚机构的兴起并不是机械的。这是俄国共产党内部十年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世界革命的失败和俄国革命的日益孤立又反过来塑造了这种斗争。简言之，对斯大林主义唯一连贯的唯物主义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事实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承认了俄国革命堕落的理论可能性。事实上，早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警告过革命在苦难和落后条件下堕落的可能性：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因为没有它，匮乏只是普遍的，在贫困的情况下，为生活必需品和所有肮脏的旧生意而进行的斗争必然会再现。”
只有当革命向西传播到更先进的工业国家时，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在俄国取得胜利，这将有助于提高俄国经济的生产力，并为工人民主提供政治刺激。
斯大林主义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否定——尽管马克思主义承认了这一纲领，并被布尔什维克打了十多年。相反，无政府主义者没有预见到对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背叛，事实上，这与他们的理论完全一致。1936 年 7 月，反国家主义和反威权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精髓，驱使 全国劳工联合会 拒绝掌权。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斯大林主义者介入填补了这一空白。11月无政府主义者参与政府就是从这个最初的错误中产生的。今天，这四位无政府主义牧师继续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引起争议。但事实上，全国劳工联合会对政府的参与最终是无关紧要的，并没有改变反革命事件的进程，这是由他们在7月最初的投降所决定的。如果他们没有进入政府，他们只会更早、更积极地受到打击。
斯大林主义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否定，尽管这一点被马克思主义所认可，并且布尔什维克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与之作斗争。相反，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背叛并未被无政府主义者预料到，实际上与他们的理论完全一致。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反国家主义和反权威主义，这驱使全国劳工联合会在1936年7月拒绝权力。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斯大林主义者则填补了这一空缺。无政府主义者在11月参与政府是由于这一最初的错误。如今，四名无政府主义者部长仍然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引起争议。但事实上，全国劳工联合会参与政府最终毫无意义，并未改变由他们在7月初的屈服所设定的反革命进程。如果他们没有进入政府，他们只会更早更激烈地受到打击。
阻止反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制定明确的政策，将所有现存的工人权力机构（民兵、控制巡逻队、国防委员会、分配委员会等）协调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人国家，以民选代表为基础。也就是说，建立工人政权。这当然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的诅咒，无论是那些加入政府的人还是那些反对这一决定的人。
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反驳说，未受斯大林主义污染的统工党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也背叛了革命，于1936年9月加入了加泰罗尼亚政府。然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错误恰恰在于他们放弃了他们以前捍卫的布尔什维克路线。换言之，他们的破产是由于拒绝他们的传统纲领和方法，而不是由于执行这些纲领和方法。事实上，统工党在内战期间的政策是被动地游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并敦促其夺取政权。从本质上讲，他们的错误在于信任了无政府主义领导人。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不仅基于理论上的差异。历史本身已经对这两种学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必须批判性地、诚实地研究过去的事件，为正在准备的阶级斗争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对 1930 年代西班牙事件的分析揭示了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破产。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提供可靠的指南针，引导工人阶级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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