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极分子把自己粘在火车上，到向画作投掷汤汁：近年来，许多团体采用“直接行动”的策略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呼吁工人和青年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斗争。（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3年1月23日。译者：Hanyu）
在最近一篇关于英国动物权利抗议活动的社会主义呼吁的文章之后，直接行动小组Animal Rebellion (AR)作出回应，为他们的战略、战术和要求进行辩护。点击这里或向下滚动阅读他们在本页面底部的回复。在下面的文章中，社会主义呼吁组织的活动家乔·罗素·（Joe Russell）解释了像AR这样的直接行动组织所采用的方法和方案的局限性，并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方案。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列宁，《怎么办？》，1902年)
资本主义体制正处于深刻的全球危机之中。它的衰落具有破坏性的后果，不仅在社会和经济条件方面，而且对地球的破坏也是如此。
这在社会的许多阶层中带来了政治觉醒，各种政治活动都在增加。特别是，一些人被“直接行动”和“公民不服从”的方法所吸引，以对抗资本主义对地球造成的破坏。
最近的例子包括“灭绝叛乱”和它的各种分支。这些组织包括“动物反叛”（Animal Rebellion），他们在食品生产基地附近建立营地，以阻止食品流通；“绝缘英国”（Insulate Britain），他们破坏了交通和日常活动；以及“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其活动分子著名地将一罐汤扔在一幅梵高的画上。
我们毫不怀疑，参与这些团体的人非常敬业，而且有最好的意图。然而，我们不得不坦率地说，他们的战术不会实现他们的目标，无论这些目标多么崇高。
在俄国工人运动的早期，列宁将他的大部分著作用于理论澄清，为成功勾勒出必要的优先事项、战略和战术。这就是《怎么办》等经典文章的撰写动机。
列宁的作品在今天和以往一样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由于这些“直接行动”团体重复了许多列宁在他那个时代不得不打击的错误。
因此，我们欢迎“动物反叛”的贡献，它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和讨论最有效斗争方法的机会。
分寸感
为我们提供这场同志式辩论的“动物反叛”组织，在答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动物反叛组织是一个使用非暴力公民抗命的群众运动，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可持续的植物性食品系统。”
但为了确定要做什么，我们必须有一个分寸感。无论是“动物反叛”还是任何类似以“公民不服从”为重点的团体，都不能真正称为群众运动。
无论是“动物反叛”还是任何类似以“公民不服从”为重点的团体，都不能真正称为群众运动。//图片来源：动物反叛
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组织动员了大约6000人参加他们最大的行动日。相比之下，在最近几个月，有11.5万名邮政工人多次罢工。而且还有更多的工人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罢工：数十万名护士和公务员；数万名铁路工人；以及英国校园里的7万名大学工作人员。
同样，在莉兹·特拉斯（Liz Truss）辞去首相职务后，动物反叛组织（Animal Rebellion）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个标题。“吃豆腐的觉青推翻了特拉斯”。这是指内政部长苏拉·布拉弗曼（Suella Braverman）对这些“公民不服从”的环保主义团体的描述。
我们必须再次坚持分寸感。保守党内阁的垮台不是小规模“直接行动”所导致的，而是更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的结果。
这些说法似乎不是孤立的夸张，而是一个一贯的理论错误。
动物反叛组织在他们的文章中说，“社会运动的悠久历史表明，这种行动方式[视觉上的挑衅性特技、占领和封锁]会取得成果。这就是美国民权运动如何确保立法变革；印度独立运动如何确保他们的自由；以及英国女权主义者如何确保妇女的投票权。”
那么，这些斗争的效果如何？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了“直接行动”或“公民不服从”的有效性？
美国民权运动
我们无意贬低美国民权运动中活动家和示威者的鼓舞人心的行动，我们应该把其的意义放在历史脉络下。
首先，美国民权运动不能与其他巨大事件分开，如越南战争。它们完全交织在一起。而且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涉及到美国许多城市的爆炸性骚乱。这些并不是“直接行动”团体逐渐升级的产物，而是许多社会和政治危机堆积在一起的有机结果。
越南革命游击战士们的英勇斗争对结束战争至关重要，并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统治阶层。这也导致了美国军队的幻想破灭——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达到了哗变的程度。征兵制将军队与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个政治动荡的时期，这对美国资本主义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公民不服从可能在结束战争或结束某些种族主义立法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无论是战争还是种族主义，总的来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通过改革来终结。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特征。
动物反叛组织引用了美国民权运动的成功经验，但没有讨论其背景，即当时美国和世界各地数百万工人的大规模动员。//图片来源： 美国国家档案馆
我们还必须记住，资本主义本身在这个时候也在动摇。1968-69年是国际舞台上几乎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份。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和1969年意大利的“热秋”都很强大，因为它们涉及到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总罢工。
在这两种情况下，正是由于罢工的强度和广度，国家被解除了武装并陷入瘫痪。权力掌握在罢工委员会的脚下。在这些历史性时刻，缺少的不是更多的“直接行动”，而是一个明确的革命政治纲领和领导。
正是在这种战争和革命的背景下，民权运动作为一个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群众运动得到了发展。
妇女参政权
动物反叛还提到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例子。
但是，为妇女赢得投票权是远远超过孤立的公民抗命事例的产物。事实上，随着一战的爆发，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在1914年停止了他们的非暴力反抗。直到1928年，英国才给予女性充分的权利。在这中间的14年里，出现了巨大的政治震荡和压力。
1917年的俄国革命震撼了统治阶级，并在欧洲掀起了革命浪潮。正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1919年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赛跑，而世界正处于火热之中。”
的确，英国经历了1918年爆发的阶级斗争的风暴浪潮，并在1926年的大罢工中达到顶峰。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上台后立即给予男女工人充分的权利。而在英国，妇女在战争期间被征召进入工作场所——成为工人阶级中更独立的政治层。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1918年和1928年的公民权法案很难令人信服地证明直接、公民不服从的简单公式的有效性。
冒险主义
激进女权运动者的非暴力反抗和“直接行动”并没有为劳动妇女赢得投票权。
像这样的团体从未与当时正在展开的工人阶级男女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他们的策略不是来自工人阶级的经验或传统。它们是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倾向于强调宣传特技和小团体的孤立行为的作用。
列宁称这种方法为“冒险主义”。他的意思是：
"凡是只代表知识分子这些中间的和不坚定的阶层所特有的传统的动摇观点的派别，却竭力用喧嚷来代替同一定阶级的接近，而且事件的声势愈大，它们就喧嚷得愈厉害。‘我们大声喧嚷，老兄，大声喧嚷’，这是很多怀有革命情绪的人提出的口号，他们是被事件的旋风卷进来的，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社会基础。" (列宁，《革命冒险主义》，1902年)
这个基本错误是一个理论错误：如果一个运动不以更广泛的阶级的具体经验和客观利益为基础，就不能与该阶级联系起来。因此，这需要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一个理论上的理解。
忽视这一点会导致实践中的各种错误。
他们和我们的道德
在提出政治要求时，一个基本问题必须是，“这些要求是针对谁的？”
动物反叛组织指出。“为了实现这些解决方案，我们的核心要求是针对负责补贴制度的政府机构，该制度将数十亿纳税人的英镑注入破坏性的动物养殖业和渔业。”
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国家捍卫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阶级的统治。在所有最大的问题上，它都维护他们的利益。
迅速过渡到可持续能源和食品生产不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因为这将损害他们的利润。无论怎样的道德劝说都无法改变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播种幻想不是进步，因为它阻碍了我们对如何争取变革的理解。在这一点上，“动物反叛”采取的方法正是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我相信，DEFRA[政府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的个别人员会尽最大努力处理这一紧急情况......。
”......在这个严峻的时刻，我向您请求......您将与人民站在一起，在9月的中断期间支持我们的要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动物反叛》，19/08/22)
这不过是对个人的道德呼吁，仿佛资本主义体制的行为仅仅是因为个别政府监管者的奇思妙想。
与其呼吁政府官员要大发慈悲，我们必须从对社会中真正的利益、意识和力量的唯物主义理解出发——毕竟这是一个阶级社会。
列宁在提到俄国过去的民粹派时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民粹派是俄国早期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潮流，它以“行动的宣传”为基础。
“民粹派认为要批判资本主义只须从自己的理想出发，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出发把它加以斥责就够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十分详细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那些阶级，认为只有从一定阶级的观点出发进行批判，就是说，批判不是建立在对‘个人’的道德判断上，而是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述上，才是有根据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5年)
这种描述当然适用于目前以“直接行动”和“公民不服从”为基础的趋势。他们也向整个“社会”发出响亮的、道德的呼吁。他们试图用'科学'来说服资产阶级个人，一个接一个。而且他们同样强调小型直接行动小组的作用，而不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行动。
这并非偶然。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最终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工人阶级是集体工作的，并有相同的基本利益；因此，形成了工会和政党等群众组织。由于工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组织拥有正确的纲领，有可能挑战资本主义阶级的权力。
相比之下，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更加原子化；为自己工作；他们之间的利益有冲突。到最后，大多数人都渴望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因此，他们无力改变社会，只能呼吁——而不是挑战——统治阶级。
因此，气候“直接行动”团体无法找到大规模的社会根基，即使是在那些关注环境的人中间。
阶级意识
动物反叛组织宣布“英国公众对保护环境的直接行动的巨大支持”。他们引用《卫报》的话，“66%的人支持非暴力行动，75%的人支持在农田里安装太阳能。”
这的确是一个可喜的迹象。但它没有提到这些非暴力行动的具体内容。眼前的任务不是 “提高意识”。人们已经有了改变的愿望。许多人的问题是：要怎么办到？
关于“英国绝缘阻值”，他们封锁高速公路的方法肯定无法说服政府投资于家庭绝缘。而且，许多人不是让工人阶级自己组织起来，而是简单地把这些活动家和他们的活动视为一种骚扰。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并不反对直接行动本身。工人阶级对这种方法并不陌生。毕竟，罢工是大规模直接行动的一种形式。我们反对的是将一种战术提升为一种癖好，提升为与工人阶级运动无关的东西。
一种策略或战术的合理性不在于它是否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而在于它是否有助于提高阶级意识；使工人阶级对自己的权力和力量有信心；使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要性更加接近。
简而言之，我们不是因为直接行动的形式而反对它，而是因为它的阶级内容。我们赞成使工人阶级意识到其改变社会的潜在力量的行动。而我们反对那些与工人阶级完全脱节，甚至对立的特技。
最近有一些直接行动的形式，我们对其采取了全心全意的积极看法。例如，在格拉斯哥、佩克汉姆和哈克尼，阻挡驱逐移民警车的快速动员是有效和鼓舞人心的。这些都是大规模的行动（相对于他们的地方规模而言），显示了群众的潜在力量。
我们必须清楚这些行动之间的区别。反移民突击运动是当地社区对资产阶级国家直接攻击被压迫人民的一种必要的不服从和斗争形式。
这与一小撮抗议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扰乱更广泛的社会，或扰乱工人谋生的努力，有着根本的不同。
代议制
即使这些方法确实导致实现了部分改善——它们并没有——最终也会对阶级意识的发展起到负面作用。对目前在政治上不活跃的工人阶层发出的信息将是。“你不用担心组织起来改造社会，因为我们——一小群有奉献精神的人——能够而且将会为你做这件事。”
赋予罢工这种直接行动进步性质的元素，不是生产被停止的事实。而是工人阶级——唯一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集体组织起来，为自己决定停止生产。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利用这一点来改造社会。
正是通过斗争、罢工和群众动员，工人阶级改变了自己和自己的意识。这种意识和组织形式永远不可能由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团体或多或少随意制定的特技产生。
这是托洛茨基针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各种小资产阶级团体的个人恐怖主义方法提出的观点，这些方法与今天的直接行动类型有许多相似之处：
“个人的恐怖主义之所以不为我们接受，乃是因为这种作法不但贬低了群众的重要性，加强他们的无力感，并要群众把希望放在一位可以代替群众力量的伟大复仇者、解放者身上。无政府主义的预言家大可高弹甚么“以行动来宣传”的论调，力主恐怖行动对群众能产生提升及利剌激作用。理论上的考虑与政治经验证明了相反的结论。当恐怖行动的“成效愈着、影响力愈大”时，他们也就更严重地削弱群众对自我组织与自我教育的兴趣。但是，当混乱的烟幕消逝、恐慌不再时，继位的部长接班人出现、生活再度回到常轨，资本主义的剥削巨轮运作如常；警察暴力更加强大与残暴。明亮的希望与兴奋之后最终却只是幻灭与冷漠。”(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反对个人恐怖主义》，1911年)
如果你把“个人恐怖”换成“小规模的直接行动”，那么托洛茨基的论证逻辑就完全适用于今天的这些团体，它们同样试图用小规模活动家的特技来取代争取群众支持革命纲领的耐心工作。
社会主义革命
动物反叛组织概述的优先事项是保护环境。这是一项需要革命性解决方案的任务。然而，他们的主要重点是建立一个以植物为基础的食物系统。
在回应我们之前的文章中，我们解释了解决气候危机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动物反叛组织回答：
“虽然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的气候和生态危机的现实意味着我们在未来2-3年内所做的事——或不做的事——将决定我们是否有一个可生存的未来。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所以我们采取了这种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向以植物为基础的未来过渡——即使是在现有的系统内——将为我们赢得宝贵的时间，使我们摆脱化石燃料并解决这些危机的其他方面。”
我们完全同意，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紧急优先事项。正因如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去追求那些不会有结果的方法。
动物反叛组织把他们的要求说得好像是我们的资本主义政府可以进行的改革，以便为我们争取时间。但我们必须清楚知道：向以植物为基础的未来过渡不可能在现有体制内进行。因此，它不能为我们争取时间。仅仅通过政府的改革，就能彻底改变我国的农业系统，这种想法是乌托邦式的。
绝大多数的经济和土地当然是私有的。因此，它只能在利润的逻辑上运作。
“.....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
参考哈佛大学2019年的一份报告，动物反叛组织声称，一个完全以植物为基础的食物系统足以使英国成为“负碳”，即英国经济完全停止污染二氧化碳。
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事实。它没有对必要的任务的规模做出公正的评价。他们参考的报告还得出结论：
“我们的设想方案1和2将1.5℃的可允许的二氧化碳预算分别扩大了103%和75%，直至2050年。我们的方案不能替代短期内强有力的快速温室气体减排，应与其他措施一起考虑，使排放量符合巴黎目标”。(H Harwatt, M N Hayek, Harvard, 2019)
英国的食品供应不能与更广泛的——全球——经济分开。我们需要的是在国际范围内对所有部门进行根本性的绿色改造。而这些部门必须按照合理的计划进行生产，为重新造林、湿地野化、作物轮作等留出空间。
在这里，我们确切地看到，只有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对工业和土地使用进行规划，与农业相结合——才能使这成为可能。
领导权问题
争取可持续生产方式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同意“动物反叛”的观点，即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
但与“动物反叛”不同的是，我们不认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凸显，现在就带来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而工人阶级已经在进入斗争。
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使其有能力改造社会，并在生产的源头引入民主规划。但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在社会主义纲领的武装下掌权。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场革命。
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对体制的愤怒，贫穷，不安全，以及普遍认为体制不起作用的感觉。通货膨胀使生活水平迅速下降，迫使数百万人采取行动。所有国家都在为一场社会爆炸准备条件。
不幸的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层——工会和政党——完全滞后于事件发展。
因此，缺少的不是更多旨在“提高认识”的噱头，或暗示我们的资本主义政府“做正确的事”。相反，我们需要一个革命的领导层，在工人阶级的各个层面，能够与这种变革的愿望联系起来，并提供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这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被建立起来。
在未来几年，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工人阶级将面临许多夺取权力的机会。我们不能浪费这些机会。
鼓励工人阶级和激进青年加入没有明确阶级身份、与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没有联系、没有明确政治纲领的团体，就是要求推迟阶级意识的发展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换句话说，就是推迟真正能解决眼前问题的唯一办法。
对于任何认真反对剥削和破坏地球的活动家来说，我们有责任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做好准备——革命运动的成功最终将取决于革命理论的斗争和革命领导层的建立。
动物反叛组织——以直接行动促进社会变革
（按：以下是动物反叛组织所撰写的原文翻译）
动物反叛组织是一个使用非暴力公民抗命的群众运动，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可持续、基于植物的食品系统。
该组织出现在2019年下半年，是对灭绝叛乱（XR）在当年春天的成功的回应。当XR呼吁政府“说出真相”并宣布气候紧急情况时，他们自己却没有说出全部真相。
事实上，每年养殖数十亿的非人类动物作为食物，是造成我们气候和生态紧急状况的关键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更广泛的环境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V字”（译注：素食主义）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采用植物性饮食是个人可以采取的减少对环境影响的最佳行动。
因此，动物反叛组织在2019年10月加入了“不可能的反叛”，让人们关注这个问题，并呼吁系统性地过渡到以植物为基础的未来。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为我们的星球和所有与我们共享的人（包括人类和非人类）进行宣传。
为什么要以植物为饮食基础？
每年全球有数十亿的非人类动物被养殖为食物。动物蛋白的生产占用了80%以上的农业用地，但只提供了全世界18%的热量消耗。这种以牺牲有生命的人为代价来获取价值的低效率系统正在助长气候和生态危机。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这种不平等的体系造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正义问题，土地被占用来生产单一的作物，以喂养工厂化农场的动物，然后这些动物的肉被用来（过度）喂养世界上较富裕地区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为了养牛和生产动物饲料的大豆而砍伐南美的雨林。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是没有道理的，而世界各地的人们仍然在挨饿。
这种情况只会恶化，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由非人类的动物养殖业助长——增加了极端天气事件、干旱和大规模农作物歉收的普遍性；我们知道，与气候有关的灾难对那些对问题的影响最小的人影响最严重。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过渡到以植物为基础的食物系统将帮助我们避免这些灾难的发生。此外，它将使我们能够为100亿人生产食物——到2050年的预测人口——同时释放出76%的现有农田；这些土地面积相当于美国、中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的总和。
因此，“动物反叛”组织采用以解决方案为基础的信息传递方式，强调越来越多的科学共识：过渡到以植物为基础的未来，并将腾出的土地和水道野化，作为更广泛的碳减排和野生动物恢复计划的一部分，是解决我们气候和生态危机的关键。
策略
为了实现这些解决方案，我们的核心要求是针对负责补贴制度的政府机构，该制度将纳税人的数十亿英镑注入破坏性的动物养殖业和渔业。
简而言之，我们正在对一个正在杀害我们的政府体制进行公开的民间抵抗。
我们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策略从视觉上的挑衅性特技，到占领，再到对农业和渔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破坏性封锁。以前的行动例子包括在2019年占领史密斯菲尔德肉类市场；在2021年封锁麦当劳设施；在COP26会议之前攀爬DEFRA办公室，悬挂“植物性未来”的横幅；以及在今年秋天早些时候日复一日地破坏乳品分销中心。
悠久的社会运动历史表明，这种行动方式能够取得成效。这就是美国民权运动如何确保立法变革；印度独立运动如何确保他们的自由；以及英国女权主义者如何确保妇女的投票权。
通过这些策略，我们希望不仅能迫使政府改变，而且能改变公众对气候和生态紧急状况的看法；动物紧急状况；以及人们需要加强对正在杀害我们的系统的公开抵抗。
团结和阶级斗争
我们公开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声援那些被困在这个不公正的生产系统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农场和屠宰场工作的人，遭受着可怕的工作条件、精神压力和经济上的不稳定。例如，奶农的自杀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50%。此外，许多在农场和屠宰场工作的人是社会的弱势成员，甚至是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适当工作的移民工人。
当我们在今年9月封锁乳制品基础设施时，我们有一个农民对话小组访问了拍卖市场和农业大会，与那些被认为与我们的要求最不一致的人进行关键的对话，并找到共同点。同时，我们在超市的“牛奶泄漏”行动——我们在Fortnum & Mason和Harrods等高端商店将牛奶从货架上拿下来，倒在地上——是受到2015年农民抗议牛奶价格的行动的启发。
事实上，我们支持所有从事任何形式的积极民间抵抗的人。这包括英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工会所采取的罢工行动。气候和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对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压迫负有责任的同一个系统。这些挑战是相互关联的，不应该被孤立地对待。然而，应对这些挑战并非易事。
上个月，《社会主义呼吁》的一篇文章认为，在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体系中，动物反叛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行动是徒劳的。虽然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的气候和生态危机的现实意味着我们在未来2-3年内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将决定我们是否有一个可生存的未来。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所以我们采取了这种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向以植物为基础的未来过渡——即使是在现有的系统内——将为我们赢得宝贵的时间，使我们摆脱化石燃料并解决这些危机的其他方面。我们这样做，就像工会在体制内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公平的工资而开展的活动一样。我们这样做，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加入到群众行动中来，实现革命的目标。但我们也承认，对于我们面临的许多其他挑战，没有单一的、银弹式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欢迎每天挑战压迫的人们的多元方法和多样性。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一起看到社会的彻底转变，但在此之前，动物反叛组织将继续抵制一个正在杀害我们的制度，就像无数非人类动物每天在农场和屠宰场抵制他们的迫害一样。
在此之前，我们将继续呼吁我们的政府支持农民过渡到以植物为基础的未来，以及我们对一个繁荣的、把动物放归自然的农村的积极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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